书评算核心论文吗（对学术论文的学术评语）(3)

唐开元时五臣共注之《文选》中，吕向说：“有此篇，论文章之体也。”曹丕“论文章之体”是其批评论的逻辑的展开。他说：“夫文本同而末异。”在他看来，“体”包蕴有“本”与“末”两层涵意。“本”虽内含有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，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；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个“本”却必须建立在作家“体气”的基础之上。这也就是要求建立在由于“文的自觉”所带来的创作个性的基础这上。“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”，这是分而言之，为“主”就是为“本”。指人的禀赋修养之不同，形成“清”与“浊”之不同个性气质，通过语言这一象征性符号，表现为舒缓的“齐气”，或奔放的“逸气”等。“孔融体气高妙。”这是合而言之，指孔融的创作活动非常美妙地体现了他的个性气质。

在曹丕来看，建发七子的艺术风格之差异，正是根植于他们禀气之裂变。可见“文以气功为主”，正是一种以作家个性气质为最大参照系，来审视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理论构想。这种基于创作个性的风格特征，与社会心理、风俗习尚、师承关系及至时代矛盾等，都有一定的关系，但从他所说“至于引气不齐，巧拙有素，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”看来，则似以强调个人素质中的先天禀赋为其主要方面，因而不是后天“力强”所能改变。这看似强调唯心主义天才观，实则包含着对民族文化心理传统所历史积淀而成的“集体无意识”的一种不自觉的猜测和把握，有一定的合理因素。

所谓的 “末”，指的是文章体裁，体裁之“异”即在“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”。这是曹丕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，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。他所说的雅、理、实、丽，都是指文章体裁的具体要求，给读者所带来的艺术体认。他所说的清、浊、和、壮、密、高妙等，则均指体气之性给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感受。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禀赋所致；和与壮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。其气和不密、未遒等，则又后天重于先天，即可通过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。因此，“壮而不密”的刘桢要比“和而不壮”的应玚为优；具有齐气的徐干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。正是这种先天禀赋和后天教养、体气之“本同”和体裁之“末异”的彼此交融、渗透和互补，形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各有偏至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。我们宏观地从整体上审视，曹丕所倡导的又正是一种高爽刚健的时代风格，并以此来作为规范、引导和评价各个作家个性风格的依据。

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，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。其中，“诗赋欲丽”一句，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。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，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。它开始突破儒家“诗言志”的理论框架，标志着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纯文艺观的萌芽。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，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。正如鲁迅所说，“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，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，但华丽好看，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。”（鲁迅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

建安以前，文学受经学束缚，少有独立地位。盛极一时的汉赋，竟被扬雄斥之为“童子雕虫篆刻。”（《法言·吾子》）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：“辞赋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扬大义，彰示来世也。”（曹植：《与杨德祖书》）然而，曹丕却提出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在他看来，文章有两大功能：一是“经国之大业”，有利于国家；二是“不朽之盛事”，有益于自身。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。据此，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“不以隐约而弗务，不以康乐而加思”为榜样，努力改变目前这种“贫贱则慑于饥寒，富贵则流于逸乐”的精神状态，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。这样从事诗赋创作，亦可以“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”，亦可以“声名自传于后”，亦可以“不朽”。

可见，这个“不朽”说，固然是从《左传》“三不朽”中“立言不朽”的命题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，但在这里，已经被曹丕赋予“不朽”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。曹丕把诗赋也列入“经国之大业、不朽之盛事”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，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，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。

正如李泽厚所说：“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，是与他这种对人生‘不朽’的追求（世界观人生观）相联系的。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。”（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第96页）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，由于“文学的自觉”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。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，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“不朽”。于是感到“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”。人们终于找到了、明确了诗赋确实是这样一种可以“不必寓教训”，而却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、欢欣、苦恼和追求的艺术载体。

文章来源：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zqkjxyxb.cn/zonghexinwen/2022/1222/735.html